台灣醫界 2001, Vol.44, No.01.
壽星專訪
喜悅溫馨懸壺情
～蘇世藩醫師
姓 名：蘇世藩
生 日：1920年1月1日
配 偶：蘇何滿珠女士
執業院所：新竹市蘇內科診所
1944年我畢業於日本東北帝國大學醫學專門部後開始行醫，迄今已快滿57年了。
我在日本行醫二年，服務於東北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的大里內科。東北大學的大里內科是以研究當時還相當盛行而且還無藥物可治療的肺結核病聞名，原任副教授是桂重鴻先生，他因為對肺結核病的研究有相當的成就，被賦與利用台灣特有的檜木所提煉的油脂以開發治療肺結核藥物之期許，而被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聘任為內科教授，開啟了其後台大內科楊思標教授繼接的台大及整個台灣醫界對肺結核病的研究及防治工作。當時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物資非常匱乏，加上制度上剛畢業還在學習的資淺醫師是沒有薪資的，而台灣家裡的接濟也因通訊斷絕而不可能，所以生活倍加困苦。而且許多同事被徵調入軍中，在人力不足的情況下，工作量非常大，除了肺結核，各種疾病也都要看，每個周末還被教授指派到肺結核療養所做當時流行的氣胸治療術，領取微薄的薪資生活。我當時年輕，對人生充滿希望，不知什麼是辛苦，學習收穫也最多。在日本行醫期間，是我行醫生涯中精神上最愉快的時光。
1946年2月，戰爭結束半年後，我雖然很喜歡日本的工作環境，對自己的研究也仍有期許，但是和當時大部份在日本的台灣人的想法一樣，都覺得應該回台灣服務，於是留下仍在東北大學醫學部就學的弟弟而單獨返回台灣。回到新竹故鄉，下了火車，遇到熟人才知家父已在前一年的年底，因氣喘病以49歲英年去世了。返回家中，見了母親與妹妹們，就下定決心，負起長子長兄的責任，從此安心在新竹服務鄉里，照顧家人，在日本求學行醫的日子已似過眼的雲煙了。家弟日後也由日本東北大學醫學部畢業，留在日本行醫迄今，過著與我截然不同的人生。
1946年4月，進入省立新竹醫院內科服務，院長為後來擔任台大內科主任的蔡錫琴先生。省立新竹醫院在戰前稱台灣總督府立新竹醫院，為桃園、新竹、苗栗（戰前稱新竹州）最大醫院。蔡院長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醫學部，非常好學。受到院長的感召，所有的醫師們都認真診療病患，認真讀書，過著充實的日子。我在省立新竹醫院共服務了四年，當年的同事後來大部份在新竹市開業，都成了一生的好友。
1950年，我在新竹市開設蘇內科診所。開業初期，因為台灣仍欠缺醫師，所以每天工作量都很大。在流行病發生時，常常要工作到半夜二時。我們那一個時代醫師的敬業精神是非常好的，都是全心全力奉獻給病患。無力負擔醫藥費的就減或免，不能來診所就診的，就抽空去病患家裡看診，稱為「往診」。我通常都是在夜間十時、十一時門診結束後才開始往診，回到家裡都已是半夜之後了。我看診時因不能忍受讓病患多等待，所以吃飯時間是不一定的，常常不能與家人共同進餐，對家庭生活很不好，但為了服務病患，我仍如此做。
在自己的故鄉行醫有許多愉快之處，許多病患都是師長、親戚、朋友，醫病關係良好，每天工作雖然勞累，但也充滿喜悅。美術家李澤藩先生是我的小學老師，有一時期我照顧過他的健康，他的公子李遠哲先生，在獲得諾貝爾獎後返台省親時，還在百忙之中抽空來看我，很不敢當。也曾有貧窮病患因長期免費由我診療，居然帶著他兒子來診所向我下跪致謝。許多往事現在回想起來，真是覺得充滿著溫馨。
做了一輩子醫師，這幾年身體健康大不如前，也開始做病人了。從另一方面去體會醫病關係，我覺得絕大多數的醫師都是非常盡心盡力在照顧病患的。醫病關係的緊張，可能還是需由制度的改善著手。從開業醫師的角度來看，完善的雙向轉診制度是絕對需要的；醫藥分業制度也要能有所變通，多給病患方便，比較符合人性化的原則。
我這一生得以當醫師，診療病患，服務社會，感到很有意義，是非常有福氣的人生。唯一遺憾的是在日本的研究因回台灣而不得不中斷，後來再去恩師大里俊吾先生擔任學長的日本福島醫科大學進修半年也只是去完成以前的研究而取得醫學博士學位，但總是覺得所學不足。我現在年紀大了，一天只看著幾名老病患悠閒度日，我的大兒子大媳婦都是醫師，也算有人繼承我的志業了。
（本文由蘇世藩醫師親自撰述）
回覆刪除後記：蘇醫師為人敦厚、處世謙虛、待人親切，行善助人從不居功，與文章用語多有出入。猜想本文並非出自蘇醫師手筆，應是記者或親人代筆。